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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鉴托始论 宋末元初 · 王柏
 出处:全宋文卷七八○一、《鲁斋集》卷九、《王鲁斋先生传集》卷一、《金华文徵》卷七
圣贤吾不得而见之矣,而得见圣贤于书;
治乱吾不得而见之矣,而得知治乱于史。
事纪于言,理寓于事,非事则理不可见,非言则事不可传。
大哉,书与史之功乎!
所以开万世之光明,立人心之好恶也。
《书》曰:「天叙有典」。
典者,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也。
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当处者谓之叙。
又曰:「天秩有礼」。
礼者尊卑贵贱等级隆杀之品也。
因其叙而与之以其所当得者谓之秩。
德者得也,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。
是以表章而荣显之于车服、名器之内,故曰:「天命有德,五服五章哉」!
夫命者天之令也,人主体之而代天行化也。
唐虞之世,面命之而已,虽尧之命舜,舜之命禹,皆命之以天下,亦不过执中之数语。
至于命九官,咨二十有二人,往往见之于「都俞吁咈」之间。
殷高宗之命傅说,亦不出于一时之训诫,必皆叮咛于「钦哉」之一词。
周之治尚文,然后有策命之礼,命微子,命蔡仲,命君陈,命毕公,命君牙,凡五篇皆成周盛时之文。
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语。
平王之命文侯,悲叹感伤,气象索然,圣人存于《周书》之后,于以著王辙之所以东也。
逮其末年,归惠公仲子之赗,圣人存于《春秋》之首,于以伤王辙之所以不复西也。
甚矣,王之昏也。
褒姒之难,废后黜适,王之所亲尝也。
今乃以天王之尊,命冢宰之贵,下赗诸侯之妾,若礼所当然而不愧,此圣人绝望于平王,而《春秋》之所自始也。
策命盖非常典,授之以土,授之以民,抚之以彝器,旌之以车服,明之以词章,司徒书命,司马与士书服,司空书勋,将之以太宰,侑之以内史,卿逆于境,侯郊劳,馆诸宗庙,馈九牢,设庭燎。
及期设主,布几筵,太宰涖之,侯端委而入,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,三辞三命,而后即冕服
既毕,宾飨赠饯,加之以宴好。
吁,周之旧典礼经如此之重,授受其可不谨乎!
春秋之国,咸沈酣于战争攘夺之中,纲沦法坏,朝贡聘告之使,希阔寂寥于天子之庭者,正以王命之轻也。
秉周礼者莫如鲁,请以隐公观之。
平王之崩,鲁无吊使,又不供王丧,致武氏子来求赙。
后四年,王使樊伯来聘。
后二年,南季又聘,而未闻鲁之玉帛入于洛也。
桓公弑隐而立,篡贼也,鲁之所当讳也,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。
王乃使宰渠伯纠来聘,继之以仍叔之子,又继之以求车之使。
桓公薨于齐,绐终不以礼,王乃使荣叔追命之,夫何王命之亵也!
又以晋国大略言之。
曲沃夺宗,叛王屡矣,不惟不之罪,反使虢公命曲沃一军为晋侯,其后侵并诸国,日益强大。
文公伐楚,献俘于王,王享醴命侑,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重耳为侯伯,赐之车服、弓矢、秬鬯、虎贲,曰:「王谓叔父,敬服王命,以绥四国纠逖王慝」。
重耳三辞,再拜稽首,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,受策而出,出入三觐,其仪如此之恭也。
惟此一命,于史有光。
其次则卫之二命,一追命襄公,一答命蒯聩,皆有辞。
自是不复再闻王命。
后当威烈王二十有三年,忽有命三晋大夫为诸侯之辞,使人惊喜东周之勃兴,何为有是旷礼也。
然既无备物典策,又无王人下临,若之何而命之哉?
此又春秋之一变。
仆深疑之。
我朝治平初司马温国奉旨论次历代君臣事迹,锡命曰《资治通鉴》,正托始于三晋之
盖公不敢上续《春秋》,而乃下承《左氏传》,传以赵丧智伯终,《通鉴》以智伯立后始。
然智伯之事陋矣,不足以为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纲,于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于其下,复著其述作造端之意,伤周室名分之大坏,而以「哀哉」二字殿于后。
有典有则,正大激昂,所以扶天伦,奠民极,示万世帝王之轨范也。
后之儒者,以公之言诚忠厚矣,犹虑其阔于事情也,故致堂氏追论晋悼公病于一惰,使大夫主诸侯之盟会于三晋强盛之几,以补司马公谨微之
此特言其晋之几,而未及乎周之几也。
是以朱文公《感兴》以昭王南下而不返,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,王章久已沦散,何独至是而始可论也,此又补致堂之所未及。
虽然,述春秋以后之书,舍是亦几无以为托始也。
东迁周平王晋文侯立,而已弱;
襄王晋文公定,而遂衰;
敬王大夫立,而益乱,大夫自是争衡于中国矣。
战国,土地日蹙,人才日消,王官不备,声名文物,黯无精彩,实不过诸侯一附庸耳。
积轻至此,岂足以为天下重哉?
仆闻君能制命为义,臣能承命为信。
君不能以义制命,则无以使人心丕应,惟命之承。
仆因质其疑于太史公,考之帝纪,书命三侯于九鼎震之下,此温公所以开端而著论也。
考之世家,则曰魏、赵、韩皆相立为诸侯,岂非因其自相立,不得已而命之欤?
十有八年田和求为,魏使使言,王许之,而后立。
详观「许之」一字,即太史公以之而为命也。
当是时王命轻于一羽,乌得而拒之哉?
五伯莫盛于齐桓、晋文,犹熟视楚之至而不敢问,尚何待后之桓文罪一大夫之自也?
前乎七十有馀年,卫犹以王命为重,后乎七十有馀年,诸侯自相王,王之不足,而又相帝,则于王何有?
上下百五十年,苍姬将讫录,如日之莫,如岁之,天叙斲丧,天秩流离,天命僭忒而不可禦,非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立极,岂区区智力所能折其冲而摧其势哉?
天下固有不可为之时,而圣人则无不可为之道。
孔子曰:「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」?
圣人固未尝不欲兴周道于东方。
孟子亦谓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,必能朝诸侯,有天下,信不诬也。
今考周之亡也,犹有邑三十六,口三万,土地宝器虽俱输于秦,民遂东,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强之从,国可得而民不可强之屈。
周之德泽入人如此之深也,在圣人亦未可谓不可为之时,况自有可为之道乎?
氏乃遽曰「吾末如之何」者,亦勇于自弃矣。